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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，359旅2个干部在买粮食时，和县大队起了冲突，还开了枪，西北局要求枪毙2人，军法处长莫文骅却说：“没我签字，谁也别想动！”
在县政府大院中，359旅的2个干部，因为征收粮食的问题，和县大队产生了争执。要知道这年的陕北边区，日子过得紧巴到了骨子里。
日军封锁加上天灾，老乡们的粮缸见底，359旅一边要防着敌人，一边还得在南泥湾开荒屯田，粮食成了攥在手里都怕化了的宝贝。
那两个干部，一个叫李建军，河南人，家里早年被鬼子烧了房，带着弟弟逃出来时弟弟没挺过饥荒，他跟着部队就是想让更多人能吃上饭，打仗时敢冲在前头，就是性子太急，沾火就着；
另一个叫王卫国，土生土长的陕北娃，爹是村里的老党员，跟着部队守家乡，对这片土地上的乡亲有感情，就是护短，见不得自己人受半点“委屈”。
那天他俩带着通讯员去征粮，按边区政策，是要拿边币跟老乡买，不是硬征。可找到县大队队长张守业时，老张头红着眼眶直摆手。
张守业是本地干了多年的老党员，村里刚遭了蝗灾，麦穗瘪得能数出粒，他挨家挨户摸过底，留够乡亲们过冬的口粮就没剩多少，哪敢轻易松口？“同志，不是我不配合，你去村里看看，娃们都啃树皮了，这粮要是给了你们，开春就得饿死人啊！”张守业的声音都发颤。
李建军一听就急了，部队里战士们每天训练完还得扛着锄头开荒，晚上就喝稀得能照见人的米汤，他想着早点把粮运回去，让兄弟们能多吃口饱饭，当下就跟张守业吵了起来：“我们守着边区，不也是为了护着乡亲们？现在部队缺粮，你说不给就不给，战士们饿肚子，谁来挡鬼子？”
吵到上头，王卫国见张守业拦着不让步，觉得是故意刁难，伸手就推了张守业一把。县大队的兵一看队长被推，立马围了上来，个个都攥着枪杆。
李建军当时腰里别着配枪，也是急昏了头，怕自己人吃亏，伸手就去摸枪，慌乱中手指一扣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子弹没伤人，却打在县政府大院的土墙上，这声枪响，瞬间把事儿闹大了——军民之间动了枪，在当时的边区可是天大的事。
消息传到西北局，领导们气得拍了桌子。那时候边区最看重的就是军民关系，老百姓是部队的根，要是因为征粮伤了乡亲们的心，以后谁还愿意跟着咱们？为了严明纪律，也为了给乡亲们一个交代，西北局当即就下了命令：枪毙这两个干部，以儆效尤。
命令传到军法处，莫文骅拿着文件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他不是不想维护纪律，可这事儿总觉得不对劲——359旅的干部他多少了解些，李建军和王卫国都是打仗不怕死的主儿，平时对老乡也客气，怎么会平白无故跟县大队动枪？
莫文骅是从百色起义走过来的老革命，搞军法工作这么多年，最讲究的就是“实事求是”，没查清楚就枪毙人，他心里过意不去。所以当执行命令的人来找他签字时，他才硬气地撂下话：“没我签字，谁也别想动！”
当天下午，莫文骅就揣着个窝窝头，顶着寒风往县里赶。路不好走，全是土坡，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走了几十里路，到县里时鞋上全是泥。
他没先找那两个干部，反而先去了村里。老乡们见是军法处的人来，一开始还不敢说话，直到莫文骅蹲在炕边，跟老乡们唠起家常，说自己也是苦出身，知道饿肚子的滋味，老乡们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
有个老大娘说：“那两个同志也不是坏人，就是急了点，之前还帮俺家挑过水呢。张队长也是为了咱们，怕咱们开春没粮吃。”
后来莫文骅又找了李建军和王卫国。李建军低着头，双手攥得紧紧的，指节都泛白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我不该开枪，更不该跟张队长吵，我没替乡亲们着想。”
王卫国也红了眼：“我就是护短，没弄清楚情况就动手，给部队丢脸了。”接着他又找了张守业，老张也承认，当时自己语气也冲，没好好跟干部们解释村里的难处，要是好好说，说不定就不会闹成这样。
把情况摸透了，莫文骅连夜赶回西北局，找到领导汇报。“这两个干部不是故意违纪，是情急之下犯了错，而且没造成伤亡，要是真枪毙了，战士们寒心，老乡们也未必能理解。”
莫文骅顿了顿，又说，“现在边区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他们俩打仗勇敢，不如让他们戴罪立功，去南泥湾开荒，多打些粮食，既弥补过错，也能给乡亲们减轻负担。”
领导们听了，也冷静了下来。是啊，纪律是要严，但不能一刀切，要是把肯干的干部毙了，反而会伤了人心。最后西北局改了决定：撤销枪毙命令，给李建军和王卫国记大过处分，派他们去南泥湾带头开荒。
到了南泥湾，李建军和王卫国真是把所有劲都使了出来。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就用布条裹着接着干；
王卫国还琢磨着改良农具，把犁头改得更轻便，开荒效率提高了不少。那年秋天，他们负责的地块，粮食产量比别的地方高出一大截。
张守业后来听说了，还带着县大队的人去南泥湾帮忙，几个人见了面，之前的疙瘩早没了，一起在地里挥着锄头，笑着说：“以后咱们不分你我，一起把粮食种好，让大家都能吃饱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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